27广外新传考研题库:AI时代网络舆情的新特征与治理新对策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网络舆情传播生态，使网络舆情呈现出如下新特征：舆情主体高度人机协同；舆情传播路径不确定性增加；资本影响舆论的方式更强更隐蔽，等等，同时人工智能也诱发新的意识形态风险以及加剧信息污染、虚假信息泛滥等问题。做好智能时代的舆情管理工作，应利用好人工智能技术的运行机制，从建构智能化的网络舆情监测模型，利用算法抵御意识形态风险，加快舆情治理监督法治化路径等，使网络舆情治理向智能化的方向转型，以进一步提升舆情治理效能。当前，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已引发网络舆情生态变革，网络舆情在生成主体、扩散路径、场域风险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具体表现如下。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已深度嵌入人类社会发展之中，其与媒介技术的深度融合，正在日益影响网络舆情的生成、发展与传播，舆情主体表现出高度人机协同的特征。人工智能凭借既定程序设计和批量自动生产的技术优势，以自动产生、自动扩散、强化接受的传播链路实现跨平台议题联动、规模化构建议题网络的成效，迅速催发舆情生成。同时，传统的依赖平台的分发式传播模式逐渐被侵蚀，人工智能与用户的直接交互重构了舆情发生和传播的场域，减少了舆情扩散中的信息消耗，信息传播效率大幅提升。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和大数据技术的迭代升级，作为舆情数字主体典型代表的社交机器人也从初始的机械性“灌水”回帖发展为高度“类人化”和“仿真化”的自主社交和虚拟发言，全天候地围绕既定议题和立场在不同平台和领域进行同质化内容输出，以先占优势和规模效应塑造舆论热点，操纵舆论声势。社交机器人水军的广泛存在增强了负面舆情的破坏力，其凭借技术优势，在短时间内向目标群体集中投放大量有偏向性的信息，迅速营造出舆论压力，迫使目标群体形成合力产生观点偏移，从而潜移默化引导舆论走向。数字技术使得信息以毫秒级时延迅速扩散，用户不受地域局限在同一时间获得同一信息的知情权、表达权和传播权，随时参与到舆情事件的建构当中。在人工智能的语境下，用户做出多次或重复的观点选择，而受回音壁效应影响，看到相同局部真相、持相似观点的用户迅速聚集，形成了聚合着高度同质化用户的群体或圈层，不同圈层之间的意见表达、情绪走向差异极大，容易引发群体极化现象，舆情事件呈现多节点爆发的特征。同时，人工智能内嵌的算法逻辑天然地将设定者有偏见的价值信息作用于网络舆情事件的各个节点，潜移默化地输出观点。而不同舆情参与主体引导舆情走势的能力差异悬殊，拥有强大算力和资源的主体灌输信息和观点，个体认知的区分度将在同质化信息的湮没中逐步消弭，用户的主观认知与客观真相之间隔着信息迷雾，舆情发展逻辑趋向混乱。资本凭借对智能技术和社交平台的垄断优势，实现对舆情生成扩散的全过程把控，资本深度影响舆论场域成为可能。一是资本在智能算法、大数据、深度学习等技术的研发过程中深度嵌入其对技术使用的导向性，并用技术的客观性和“中立属性”加以掩盖，隐蔽性更强。二是资本对社交平台拥有垄断权，在平台的内容生产和流量分发等规则中内嵌自己的价值逻辑和判断标准，并运行于热点事件的议程设置、节点引爆、舆论引导等实践中。资本还凭借自身经济优势，与其他社交平台达成合作，实现议题生产的跨平台联动，进一步扩大设置议题的传播效应，影响用户对议题的真实感知。三是当前资本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处于白热化竞争态势。囿于资本规模和技术水平的差异，在技术竞赛中处于优势的资本方趁势将算法算力外溢到其他领域，实现资本权力的扩张。新兴技术对资本的加持使其影响舆论的方式逐渐常态化和隐蔽化，若不加以规制，资本追逐利益的价值遵循将造成舆论场域的商品化发展，遮蔽舆论的公共利益和社会价值诉求，舆论渐将失去公共意见承载体的社会功能，成为资本的发声工具和代言人。舆论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表现场域，舆论安全直接关系意识形态安全。人工智能的发展使意识形态风险呈现新特征，逐渐成为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安全隐忧。一是人工智能使真相和虚假杂糅同构。互联网数据是人工智能的主要来源之一，由于人工智能对数据和信息的甄别能力有限，其中大量包含人类社会歧视和偏见的信息也被吸纳进人工智能的语料库中，经过算法“中立”且“理性”的包装后，在与用户的交互中进行观点输出，影响用户的价值判断，加深社会偏见。同时，人工智能隐蔽传播的价值观也容易造成用户之间存在信息区隔和价值分化问题，引发意识形态领域撕裂风险。二是算法霸权引发意识形态操纵风险。一方面，算法操纵者将特定思想和价值观念注入智能算法技术，经过反复训练后形成算法偏见，并将之强化于特定个体或群体之上，形成信息茧房，影响用户偏离主流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加剧了数字鸿沟现象。由于技术接入、数据资源和信息素养的差异，人工智能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得到更快部署和应用。根据付费情况，用户被“分层化”标注，人工智能的优质内容服务优先靠近发达国家和地区，对较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因其算法逻辑中内嵌的价值偏向而存在改变群体认知的可能，这也加剧了意识形态被操纵的风险。三是人工智能的工具化加剧了意识形态的解构风险。人工智能的工具属性在资本和权力的裹挟下愈发凸显，价值理性逐渐式微，同时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和自由性强化了技术工具性的应用，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量受到挑战。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在短时间内生成、伪造或篡改文本、图片、音频和视频，产生大量粗制滥造、真假难辨的信息垃圾，污染网络舆论空间。第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存在大量虚假信息。人工智能通常对其输出的内容进行合理化论证，但其信源真实性和可靠性常受到质疑，臆造引用来源、虚构新闻、虚造论文等现象频繁发生，存在知识盲区的用户很容易被这些看似逻辑自洽的回答误导进而形成错误认知。第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使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量缺乏深度、简单拼凑甚至虚假的信息给用户带来信息过载的困扰，而真正有价值的信息湮没在海量低质量内容中。长此以往，一方面，人工智能引发的信息污染问题损害用户批判性、独立性思考的能力，诱使用户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进而形成错误认知模式；另一方面，虚假信息的广泛传播对信息真实性将构成严重挑战，公众对信息的信任度下降进而对整个信息环境产生怀疑，容易引发社会恐慌和群体事件，终将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和稳定。人工智能时代，网络舆情的发展新态势使舆情治理面临新挑战，应利用好人工智能技术的运行机制，从建构智能化的网络舆情监测模型，利用算法抵御意识形态风险，加快舆情治理监督法治化路径等方面，使网络舆情治理向智能化实践的方向转型，提升舆情治理效能。智媒时代，技术逻辑应成为贯穿舆情演进和治理全过程的重要逻辑。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既为网络舆情带来新变化和新风险，也为舆情治理带来了新机遇。治理主体应高度重视新兴技术的发展，着力建构网络舆情监测模型，推动舆情治理向智能化方向发展。一是深化舆情行业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挖掘，如在人工智能系统中内嵌虚假信息拦截算法，通过训练和自主学习提升其对信息来源和伪造技术的甄别能力。二是构建智能化的网络舆情监测模型，依靠人工神经网络技术、知识工程技术、区块链等在舆情演进初期评估未来舆情走势和潜在风险，并模拟不同的舆情应对方案，评估其可行性并优化出最佳预处理方案。三是建立重点领域、重点事项、敏感热点舆情信息库，聚焦关键舆情风险点排查舆情风险，提高网络舆情治理的主动性和预见性，尽可能将可能引发的舆情隐患扼杀在萌芽状态。技术应用需要遵循主流价值导向，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主流价值应深度融入技术的发展应用，促使算法向善发挥正向作用，弥合社会分化，凝聚社会共识，营造和谐社会氛围。一是利用主流价值观驾驭算法，将主流价值融入人工智能技术的算法规则之中。在算法设计、模型搭建和验证优化等环节，行业联合研发者与监管者共同对算法模型进行充分论证和评估，通过加强算法数据源的可溯源性和可追责性，从算法编码的源头切断偏见的可能，形成算法向善的智能引导方式。二是设立国家级人工智能研发项目，将算法深度嵌入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各个领域，建立“AI+政策、教育、文化、法律”等运行模式，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守正创新，巩固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以人工智能、算法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兴智能技术已然引发舆情生态变革，数据隐私泄漏、深度伪造、数据滥用等问题层出不穷，然而智能时代的舆情治理尚属灰色地带，亟需建立健全舆情治理法律法规体系。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克服资本逻辑对其工具属性的裹挟，重回价值理性以实现社会价值和伦理责任。一是加强对平台型媒体的规则建设和行业监督。一方面创新技术监管方式，成立行业联盟对平台技术权力进行常态化监察；另一方面政府设立明确的平台媒体资本入驻边界，在保证市场健康的前提下，明确外资的市场准入规则。二是技术的发展应始终关注人的需求和福祉，政府需要通过政策引导明确人工智能企业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公共利益，确立以人为本的市场主体发展规则，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具有普惠性，让更多人享受到技术发展带来的红利。另27广外新传全程班（4199元）和半程班（3099元）已经正式上线，全程班包含一对一带背、一对一复习计划制定等。具体可以点击下方链接获取，也可以加学长微信（gjxinxiangshicheng6）或者进27广外新传考研社群。
